今天和一个导师谈了一整天关于东方禅学的东西，他们叫zen, 是个日本发音，后来我查了些资料才知道西方人真正第一次触及到禅的精神是由一个以多少已经西方化了的概念的日本人 铃木大拙 向西方广泛推荐了他所说的具有无限性的，只有东方精神才能够“洞穿”的禅宗观念。后来我又读了几篇关于二十世纪西方禅学研究的文章，发现，铃木禅的叙述之所以一度流行于西方世界，与其说得益于他对禅宗哲学、历史、心理学和神秘主义等多方面的博学知识和某些洞见，勿宁说更多地源于他对于禅学的书写策略。即是说，经过铃木大拙的“创造”，而不是严格的知识学所叙述的禅，正因应了当时西方所面对的，由文化差异而引出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困局。被铃木所解释的禅，正如奥托（Rudolf Otto）对神秘主义的叙述和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经验主义思想一样，让西方人在文化多元主义的痛苦现实中发现了憩息之地。禅作为反历史和反知识主义的直接性经验，被认为是可以省略掉理性哲学那套烦琐的“本体推论的问题”，瞬间触及到生命的本源。因此，西方人对于这种“变相”的禅学观念的接受，正是表现了西方文化自己制造出的产品。

东西方在哲学和科学上，三千年来走了两条很不相同的道路:东方人(如印度及中国)较重视经验的、感性的和宏观的把握，如中国人诊病，于“望、问、闻”之外，主要靠三个指头对病人腕上脉搏跳动形态的把握，千万种不同的病的区别，便由这三个指头所感觉到的印象来下结论；中药没有“化学分析”，其起源是“神农尝百草”，依服用后之感受和结果来判断它的效用；中国水墨画的“笔含众书”、“墨分五色”，凭的也是大量经验积累之结果。
　　与此相反，西方近代科学的形成，是建立在实验的、理性的、分割的把握之上:诊病用仪器、用药定量分析，西洋油画讲透视、人体解剖、光影对比，色彩分析，即是尽量精确又精确、细微又细微。
　　然则，随着西方科学的发达，他们在分析、实验、精确、细微于方面是较诸东方先进的，而分析和实验精确细微到极致之后，便矛盾了，甚至无路可走了。于是，寻求一种对实用科学之外或之上的对世界、对人生之感性的、经验的、整体和宏观的把握之愿望，促使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的许多精英人物，将其探求深一层真理或奥秘的目光，渐渐移向了东方的禅学。
　　此外，西方近代科学在工具和方法上的发达，造成了许多问题:对天地自然的过度索取带来了全球性的环境灾难；过度的城市化、人口集中带来了人的心灵的抑闷；哲学上的实用主义、短视主义和“碎片哲学”的昌盛，产生了灵魂的无助与精神的迷失，因此种“哲学的贫困”，西方人亦顿时有悟:一种涵盖了人类和天地自然的终极真理的大智慧，应当到东方去寻找。

禅宗即“心宗”，重在“心”的“虑”与“修”，而不拘形迹，不重外表形式，因而，它与佛教教义深处求“空”的宗旨更吻合，与黄老之学的“无”的要义更暗合，“空”与“无”的深刻结合，使更具哲学深度，所以，禅宗于近当代，渐渐风靡欧美。

    比起西方哲学直截了当的表述方式来，东方禅学要来得拐弯抹角多了。西方哲学中有一句著名的格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东方禅学有句类似的著名机语却是——庭前柏树子。

据载，有僧人问：“达摩祖师从西天来东土用意何在？”赵州和尚指了指寺院里的柏树，说：“庭前柏树子。”问彼答此，简直是故弄玄虚。任你用思惟去分解也解不开，用智力去啃它也啃不动，这庭前柏树子真不是个东西。有趣的是，说不清，道不明，反倒出了名。

在种种关于“西来意”的答案中，赵州从谂大师的“庭前柏树子”最著名。其深意在于说明：达摩西来，“不立文字，单传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故禅宗的旨趣，就是意在言外。学人反复参究达摩西来、弘扬禅法的意趣，以至成为禅林中的热门话题。

看来这一招很绝。可以美其名曰：含蓄。你不是问祖师西来意吗？赵州告诉你，这就是呀，不在中间及内外，只是你当下的心态。这一招绝就绝在庭前柏树子。

佛经上说的本心，是指无念心体。心的本体，原本无念；婴儿有念吗？念是以后累积的。所以真正高明的大智慧者，只消赵州说个庭前柏树子，理合当下彻悟。可以说，禅，不是理论，禅是生活，生活里有禅，就可能法力无边。也许让人琢磨不尽，才能魅力无穷。